在國際貿易的棋盤上，關稅被貿易保護主義者視其為保護國內產業的盾牌，但若從經濟學的理性視角拆解，關稅的本質並非單純的「保護」，而是一場代價高昂的「零和博弈」(zero-sum game)。
關稅最直接的影響是扭曲價格機制。當一國對進口商品加徵關稅時，表面上提高了外國產品的售價，迫使消費者轉向國內替代品。然而，這種人為干預切斷了市場供需的自然調節功能。
以美國2018年對中國鋼鋁製品加徵25%關稅為例，美國製造業雖短暫獲得喘息，但下游汽車、機械產業卻因原料成本暴漲而被迫裁員，變相是「拆東牆補西牆」。
關稅本質上是對國內消費者課徵的「隱形消費稅」。經濟學中的「無謂損失」（Deadweight Loss）模型顯示，當關稅推高進口品價格，邊際消費者將被迫放棄購買，導致社會總福利淨損失。
以中國台灣為例，若對進口農產品課徵高關稅，表面上保障了本土農民，但中低收入家庭卻必須以更高價格購買農產品，而如果台灣輸入大米同時實施戰略儲備，就更能加強島上的可持續生存能力。
消費者剩餘蒸發 供應鏈被政治化
關稅具有強烈的「以鄰為壑」屬性，極易觸發貿易夥伴的報復性措施。此種「囚徒困境」的後果是雙輸。有媒體引用IMF估算，中美關稅戰導致2020年全球GDP減少0.8%，相當於瑞士一整年的經濟產值。更嚴重的是，跨國企業為避險被迫將供應鏈「政治化」，從效率優先的「即時生產」（JIT）轉向成本更高的「友岸外包」（Friend-shoring）。全球分工體系的碎片化，終將拖累技術進步與生產力增長。
此外，長期受關稅庇護的產業，往往喪失升級轉型的動力。日本1950年代對汽車業實施進口限制，豐田、日產等企業在競爭壓力下迅速崛起；反觀印度1991年開放經濟前，受高關稅保護的汽車業卻長期生產品質低落的「大使牌」老爺車。保護主義猶如鴉片，短期鎮痛，長期卻扼殺創新基因。
關稅的政治化更可能激化國際衝突。當各國將關稅武器化，經濟問題將蔓延至外交與安全領域。2022年歐盟醞釀對中國電動車加稅，北京隨即暗示限制稀土出口，此種「貿易-資源」的連鎖槓桿，已使WTO多邊架構形同虛設。更諷刺的是，關稅原欲扶持的產業，反而可能因報復措施受創。
